▲ ( 采访者简称▲，下同) : 田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学科建设情况作一个总体性评析。

● (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 :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七一”讲话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这些振聋发聩的重要论断，从思想理论的角度，既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取得巨大成功的内在原因，也极大彰显了党在未来新的征程上继续取得成功的自觉和自信。100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相继创立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称，后来则发展为包括所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先用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指称，后来则发展为包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称，目前也用来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则是专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称。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断深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理论成果以及学科建设等基本问题开展有益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

▲: 立足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为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整体把握，我们首先应该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对于这个问题，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哪些?

●: 有学者指出: “对历史进行分期，即给历史断限，历来是史学工作者为便于自己研究和引导人们认识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方法，也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实质上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逻辑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历史分期脱胎于对中共党史的分期。目前，比较权威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当属新近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简史》。该书共有十章，基本覆盖中共党史的四个时期。该书的第一部分是第1—4章，是从 1921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标志是革命; 第二部分是第 5—6 章，是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标志是建设; 第三部分是第 7—9 章，是从 1978 年 12 月到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标志是改革; 第四部分是第 10 章，是从2012 年 11 月至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虽然这段历史到目前只有 9 年，但根据党的十九大制定的两阶段战略安排来看，可将这段历史的下限划到 21 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标志应该是复兴。这四个时期是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一个连续历史过程，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提供了重要启示。

“内涵式”升华，其思想方法论上的高度统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上一脉相承的 “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阶段划分与中共党史的阶段划分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二者间的联系在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还是中共党史，其核心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原本属于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党史的阶段划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阶段划分的重要参照; 二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侧重从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角度，展现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历史过程，中共党史则侧重从实践的角度，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及自我革命的过程。因此，究竟应该如何划分阶段，关键是要找到划分的标准和依据。

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分期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龚育之和石仲泉两位专家的观点。他们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质的。既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就不能不采用党史的分期”，但这毕竟不是党史，因此要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题，就 “不能简单套用党史的说法”。龚育之教授认为: “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通常都是说这样三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相应地，在第一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第二段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期，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 在第三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历史进程的简单概括。”石仲泉教授则进一步明确指出: “为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我们将它与党史分期结合起来，给予了这样的说法: 第一个 30 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1921—1949) ”“第二个 30 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1949—1978) ” “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到现在的第三个 30 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1978—) ”。此外，顾海良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丛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做了四个阶段的划分: 第一阶段是 1921—1949 年，第二阶段是 1949—1976 年，第三阶段是 1976—1992 年，第四阶段是 1992 年以来。这也可视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分期的一种观点。

▲:那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问题，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 基于学界已有观点，并根据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不同认识，从宏观上加以考察，我认为，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召开前，这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时期，即 “第一次结合”时期。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将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但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井冈山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初步形成了以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基本内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特别是在 1930 年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更是明确提出 “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习的，但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这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以后，由于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党不仅逐步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党内盛行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 “左”倾错误，并在抗日战争时期系统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时期，是从 1956 年党的八大前后到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这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时期，即 “第二次结合”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便摆到了全党面前。经过 “一五”计划三年多的实践，党深刻认识到，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学习苏联经验毕竟不能代替我们对符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苏共二十大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 “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此为标志，党开始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党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使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由于发生 “左”的错误，造成“第二次结合”的重大挫折，但在此期间党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实践成就，仍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不仅为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十分重要的历史条件，而且成为 “第二次结合”重新启动的重要标志。正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围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有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包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才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纳入 “第二次结合”时期，不仅有助于肯定毛泽东在完成 “第一次结合”任务以后已经提出 “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而且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之艰难。正如邓小平在 1980 年 10 月所指出: “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第三时期，是从党的十八大至今，这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时期。如果从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来看，这段历史的下限可以划至 21 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在这个历史时期，党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也规定了这段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管这段历史目前刚刚开启，但我们围绕这个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主要标志就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旗帜、作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标识性的理论成果，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也在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回答了 “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一段新的长征路又已经在我们脚下展开，一项更为艰巨但却前途辉煌的事业在等待我们开创。伴随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与延伸，这次飞跃还将结出更多令人瞩目的理论和实践硕果。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自己的国情、传统、历史条件、实践主题和变革需要等构成的历史形态中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成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无论是对中共党史的四阶段划分，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三阶段划分，说到底都是要引导人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的认识，进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信，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

▲: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我们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逻辑。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与这些理论成果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对这一逻辑关系的认识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 “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特别是要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深入研究阐述这些理论成果之间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逻辑关系，特别是立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揭示一脉相承之 “脉”源自何处、与时俱进之 “进走向何方，对于我们继续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提升理论自觉、增强理论自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要搞清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需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

▲: 请您具体谈一谈要解决哪三个问题。

●: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奠基性意义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学界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角度看，学界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奠基性意义的研究仍显不足。这种奠基性意义，不仅仅表现在毛泽东本人在 1930 年 《反对本本主义》和 1938 年 《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关论断和表述，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为党取得后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提供了一种根本思路、根本方法，提供了基本原理。这恰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 《论党》报告中所分析的那样: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首先不是一个产生于书斋中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要彻底回答中国革命道路该怎么走的实践问题。面对 “城市中心论”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现实困境，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率先领导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解放区的实践中，成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同时创造性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政权组织、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在理论上积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逐步形成了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 的认识，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工程逐步引向深入并加以体系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里，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党没有继续使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却是始终坚持的。如果没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续的历史进程也将难以为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指出，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越是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就越要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原创性、奠基性意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性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旗帜，为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引领;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重塑的重要标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提供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基础性地位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解放思想，破除 “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新启动提供了必要思想前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毛泽东提出的 “第二次结合”的方向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过程中，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围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核心命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此为基础，邓小平结合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全新的理论视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分别围绕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先后形成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着眼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整体贯通，明确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表述，用以指称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创新成果。

从邓小平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就忽视了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成果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独创性的内容，而且也有贯穿于全部内容之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基本点集中表现在: 尊重实践的权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重视生产力，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 尊重群众，把解放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正是在对这些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整体把握、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论等系统理论观点，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实现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邓小平理论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梁八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 “源”。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价值的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作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标识性的理论成果，既从传统与当代的接续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守正创新，又从中国与世界的空间融通上昭示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许多重大原理性创新。比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指明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性;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想，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提出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以 “脱贫攻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建美丽中国;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首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统揽 “四个伟大”、增强 “四个意识”并不断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

应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的认识，“是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关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大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全面性、历史性贡献”。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特别是从 “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看，不断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和阐释，深刻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内容体系、理论品格和重大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既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1949 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这就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条件、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关系。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性、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从理论上讲，原因就在于: 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使之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实现创新和发展，使党和人民的事业有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和鲜亮的理论底色。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既是时间、空间上的 “外延式”发展，也体现出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 。

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

▲ ： 新时代，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在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哪方面的建设需要重点关注?

● : 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 2005 年末设立至今 16 年来，在学界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与本学科发展同频共振，我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从学科设立时起就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进行系统研究，撰写了一些学术论文，出版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轨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等著作，以首席专家身份全程参与中央 “马工程”重点教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修订和骨干教师培训。在指导博士生时，我也都较为重视鼓励学生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和学科基础问题开展研究，比如，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主题的研究，有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研究，等等。但是，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特别是从新时代党对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迫切需求来看，这个学科的建设还很不够，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来看，问题意识不清晰，边界意识不明确，概念范畴原创性、解释力不足的情况仍然存在;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来看，尚未正式形成更为成熟的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命题的整体性学科知识体系，在开展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时还是拘泥于中共党史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固有框架，等等。特别是在凝练为本学科认同的标识性基本概念、范畴和学科话语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事关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合法性基础，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特别是话语体系的建构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也确为我们学科建设所必需。

所谓话语，在一般意义上，就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但话语又不同于词语。话语是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有社会性。因此，有学者认为: “关于话语内涵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不同理论的斗争，是对具有某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的话语权的争夺。” 从这个角度来讲，话语有特定的理论支撑、有具体的特定内涵或范畴。话语体系则指的是一整套表述一定思维系统的语言系统，它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为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提供传播表达的概念系统和语词体系，并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一起，共同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支撑。

▲: 您指出了话语体系建构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那么当前，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建构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 目前来看，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受到上述瓶颈性问题的制约，但凭借党和国家对这一学科建设发展的高度重视、凭借长期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建构方面具有较为扎实的基础和明显的优势。

第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从 2005 年至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这一学科的发展，推动各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许多高校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学院，汇聚了一大批研究和教学力量，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建构提供了宽阔的研究平台、丰富的研究资源和便利的研究条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把 “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无疑又为进一步凝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体系增添了新动能。

第二，研究成果丰硕。衡量一个学科话语体系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是否运用这一学科的话语产出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起步较晚，但却在短短的 16 年时间里，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既有对学科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等本体性问题的揭示，也有把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分析和研究现实问题的尝试; 既有宏观层面的研判和把握，也有微观视阈的观察和思考; 既有大跨度、历史性的经验规律的总结和梳理，也有深层次、思辨性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和超拔，在突出体现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真理性和价值性内在统一的同时，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特有的学术魅力，为进一步凝练、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哲学社会科学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更是如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时间不长，但其传统底蕴却相当深厚。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等相关学科之下汇聚了一批立场坚定、学贯中西、功底深厚、勇于创新的专家学者，形成了政治坚定、忠诚担当、求真务实、学术严谨的学科优良传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才，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结构亦较为合理的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队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是与这支理论队伍的努力特别是老专家、老学者作用的发挥分不开的。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在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本学科朝着正确方向稳固、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 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呢?

●: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 “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总思路，既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根本出路和发展方向，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展开思考的空间。

第一，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扎根中国大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话语建构，首先要解决面对传统的问题。这个传统既包括熔铸中国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二者交相辉映共同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体系打上了鲜明的民族本色。然而，我们在探讨话语建构问题时又不可能处在狭小、封闭的空间里自说自话，而必须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交流互鉴，在提炼有民族文化特点的标识性概念的过程中，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比较、对照、借鉴和吸收中实现中西话语的汇通融合。将本国文化传统与人类共同文明成果有机统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建构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视野。

第二，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尽管作为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时间不长，但我们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方面有着丰硕的成果和深厚的积淀，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建构问题时，必须有效利用和盘活这些历史性资源，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体系发挥奠基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又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守正创新。

第三，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坚持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也反映了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要求反映其本质特色的话语体系也必然是科学和价值的集合体。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话语体系，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结构、概念体系和发展逻辑，也要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蕴、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还要突出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价值关怀，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话语体系的解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总之，只有在概念范畴原创性解释的基础上，建构既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结构、概念体系和发展逻辑，又能够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蕴、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还能够突出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价值关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话语体系，才能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的解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基础、学术基础和话语基础，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地位。